日前，有当代“文化苦行僧”之誉的著名学者、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，继《处世歌诀》《新三字经》《新弟子规》等系列蒙学著作后，又一部力作——《仁义礼智信（简明读本）》面世。

该书积累了作者几十年研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心得，以“中国应该站在世界道德高地”的雄心壮志，对于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“仁义礼智信”（也称“五常”，下同）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，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的实际，进行了通俗、易懂、简练又不失学术精深地阐述，并呼吁全民学“五常”、懂“五常”、兴“五常”，把“五常”精神发扬光大。

在谈到为什么要写这部书时，高占祥先生说：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贪污受贿、坑蒙拐骗、弄虚作假等丑陋现象层出不穷，致使道德滑坡，党的‘为人民服务’的宗旨被淡化，仁义礼智信被一些人遗忘，乃至使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坏。”而在中国“自古以来，就重视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，‘五常’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发展过程之中，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，至今闪耀着道德价值的光辉。”因此，他近年来就在考虑写一部有关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书。

本书作者高占祥

同时，高占祥先生还透露：前几年虽然就想写“五常”，但“总是思而不定”。后来。他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“抛弃传统，丢掉根本，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”等论述，进一步坚定了写作信心。

高占祥先生最后谈道：大家在学习应用“五常”道德的实践中，要注入新时代的基因，体现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融之特征，以适应改革开放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形势。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人类的共生道德提供精神维系力，使“五常”成为伦理道德升华的一把钥匙。

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先生，在《仁义礼智信》尚未付排时，即看到了该书打印稿，并欣然为之作序。

高占祥与王石（右1）

王石先生首先写道：不管占祥是否还在文化部任职，“高部长”这个称呼可谓如影随形，好像不是他的职务而是他的名子一样，今生今世，无论在哪儿，他永远都是“高部长”。他也总是生活在那个特定的角色里。在位与不在位，所思所想，所作所为都与文化相关，尤其是传统文化。不同的是，他的笔耕更勤了。包括在市区乘车时，手里也每每拿着文稿和笔。三弄两弄，就是一本挺大的书，凡此已超过百种！即使专门的作家，有此成绩者，恐怕也没有几个吧，有吗？

王石先生还谈到《仁义礼智信》的作者为什么写成一本篇幅不是很长的“小书”。他说：“是占祥刻意要小。我想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当面向他交待过，希望他和中华文化促会能出版一些普及性读本，普及中华文化的经典。”

王石先生在《序》中，特别提到《仁义礼智信》的写作特点，他说：“为了把‘五常'写明白、便于学用，占祥还自创一种体例。”

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为《仁义礼智信》一书，作了洋洋三千余言的《跋》。

作为文友，刘梦溪先生首先披露了高占祥写《仁义礼智信》时的身体近况：“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身在医院正与病魔作抗争的高占祥同志，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来。他的学识累积，他的勤奋，他的才具，他的文笔，我是知道的。他是文坛的多面手，几十年来他已经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和著作。如果是身体健旺状态，何止写出这样一本书，还会有更多的文字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。但如今他在病中，而且是人们谈而生畏的那种坏东西在侵害着他的身体。”

高占祥与刘梦溪（左1）

紧接着，刘梦溪以他丰厚、扎实的理论功底，对于“仁义礼智信”的来龙去脉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等进行了精辟的论述。对此，高占祥说：“刘梦溪老师的《跋》我读了三遍，感动不已，写得有史有论，把模糊的问题都说透了，让你不佩服都不行”。

刘梦溪先生特别强调：“占祥同志的《仁义礼智信》，抛开汉儒的纲纪之说，直接回到孔子，回到孟子，回到荀子，回到先秦诸子，也就是回到最初的原典，直接对‘五常’之德发凡起例，予以独特的系统解说。”……“我们从此书的结构和题旨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的苦心孤诣。其作意显然是要把古人的智慧，古代道德的价值论理，用今天的读者更便于接受的方法，转化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和个人修为的精神资源。”

刘梦溪先生在《跋》的最后说：“我有幸比较早地看到此书的打印稿本，深为他的顽强的毅力和高贵的文化精神所打动。我认为这是一本适时的书，是一本会受到渴望接受传统文化滋润与熏习的读者由衷欢迎的书。”

李外\文    小青\图